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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家垄遗址揭示早期铜路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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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曾伯桼墓出土代表身份的鼎簋组合

图为:苏家垄遗址的炼炉炉基及周边遗迹

图为:出土的铜锭

图为:曾伯桼壶

  湖北日报讯 文/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海冰 通讯员 连红 孙夏

  京山县苏家垄周代遗址因首次发现曾国大规模青铜冶炼遗存及出土一批铭文青铜器等重要收获,而入选“2017年中国考古新发现”(详见本报1月17日第8版)。1月17日,从北京捧回奖牌的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勤在接受湖北日报全媒记者专访时称,考古证实了在丝绸之路、茶叶之路之前,中国有一条古老铜路,被称为“金道锡行”,而曾国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曾国为获取铜料的“近水楼台”

  从京山苏家垄,到随州文峰塔、叶家山,再到枣阳郭家庙,近年来,我省考古发掘的曾国墓地出土了丰富青铜器。本次苏家垄遗址出土1000余件青铜器,而早年发掘的曾侯乙墓出土青铜器更是多达数吨。

  大量青铜文物背后,隐藏着曾国怎样的秘密?方勤称,铜为当时重要的战略物资,曾国能够获取大量铜料铸造青铜器,与曾国的地位有关。曾国在西周早期立国,属周王室同姓诸侯国,始封地位于古代一条重要的南北通道——随枣走廊上。

  结合近年学界研究成果及最新考古发现可知,周王朝的铜料来源主要是南方长江流域的产铜区,包括湖北铜绿山、江西瑞昌、安徽铜陵等,这些地区的铜料开采、冶炼成铜锭后运往中原,再铸造成青铜器。“随枣走廊是‘金道锡行’的主线路,即铜路的南方线路,而曾国因其分封位置及与周王朝的紧密关系,受命于周王朝,承担着控制、运输、管理南方铜锡资源的职责。”方勤称,“曾伯桼”青铜器铭文“克逖淮夷”,进一步证实这点。

  此外,总面积达231万平方米的苏家垄遗址,发现铜矿炼渣遗迹达70万平方米,同时发现一座炼铜炉,炉址上可见与墓地同时期陶片,遗址内距离炉址约1000米正北方处还出土有一块铜锭。“考古发掘进一步证实,苏家垄不仅是铜路上流通的重要环节,还存在大规模冶铜基地,可见其获取铜料铸造青铜器有‘近水楼台’之便,出土大量青铜器不足为奇。”

  曾国铸造青铜器的铜料是否来自我省的大冶铜绿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树祥称,依据相关检测结论可知,曾国青铜器之铜料部分来自铜绿山,但也不排除其他来源。

  “金道锡行”支撑先秦诸侯国崛起

  在早期中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除了可做礼器还做兵器,与这两件大事密切相关。方勤介绍,苏家垄遗址出土的1000余件青铜器中,有500余件与礼器有关,其排列有序、组合清晰,为探讨两周时期器用制度提供了珍贵实证。“早期中国可以称为礼乐中国,礼器是最重要的载体,礼器主要用来祭祀祖先,中国人的忠孝概念,从那个时候开始奠基。”

  致力于推动公共考古的著名考古学者许宏在提到“金道锡行”时介绍,青铜是一种合金,铸造铜器是一种化学变化。而在史前时期,生产石器、玉器等都是一种物理变化,顶多通过切磋琢磨等手段改变其外形。可以说,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具有划时代意义。

  铜作为先秦诸侯国重要的战略物资,由国家掌控。国家对外赏赐的都是独有资源,比如青铜礼器、玉器或是用优质陶土做的陶礼器。而接受纳贡,或用武力获得的,主要为原材料,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做青铜器的原料——铜和锡。

  许宏认为,“金道锡行”就是铜锡之路,这些铜锡之路通到周王朝的都邑,影响了整个早期中国,可以说是“金道锡行”支撑了先秦诸侯国的崛起。大量的铜资源运到中原,也为创造辉煌的青铜文明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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