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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子东:真正的文学批评为什么这么少

  • 刘功虎
  • 长江日报
  • 2014-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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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文坛,不仅寂寞,而且和谐。”

“名家名作怎么产生?只能一靠评奖,二托媒体,三打官司。”

本人供图
许子东。

“文艺复兴首先要敢于批评。”……

近段时间,文艺评论家许子东接连发表文章,针对我国文艺批评“缺席”、各种文坛状况发表看法。他的感受无疑不是孤立的,道出了我国一个醒目的文化现象。

本报记者连续多日采访了身在香港的许子东,请他解析原因,给出重振文艺批评的建议。

一部作品如何成名

许子东1979年到1982年间在华东师大读硕士,师从钱谷融,陆续写了4篇关于郁达夫的论文,先后发表在《文学评论》和《文学评论丛刊》上。凭借这几篇文章,他不到30岁便受到我国文学批评界的瞩目。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个作品怎么从一个稿子变成名作?许子东介绍,大部分是靠一些更有名的作家推荐,比如巴金的小说是叶圣陶推荐的,曹禺的剧本是巴金推荐的。那时有很多文学流派,如创造社、左联、新月派。每个流派都有“兼职”甚至“专职”的评论家,如文学研究会就有个沈雁冰,他以“茅盾”为笔名写小说之前,一直以真名做着评论。再如成仿吾、郑振铎等。作家评论家可能互相看不起,互相批评指责,但是很多争吵回过头来看都有道理,“鲁迅有理,梁实秋也有理”。

这种局面到上世纪40年代基本结束,战争年代政治大于文学。后来国有文学体制开始出现,作家成了干部身份,大家只拿工资和稿费(1956年起),不拿版税,只需面对出版社,书印多印少跟个人没了直接关系。文艺批评的功能主要由作协担负,产生了很多有影响的评论家如周扬等。这种评论越到后来越以批判为主,文学批评常常成为政治运动的先声。

到了1980年代以后,许子东指出,作协慢慢也不组织批评活动,有关部门转向具体的产品管理。

“这可是写《我与地坛》的史铁生啊”

1985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转折点,文学家与批评家共同造就了“寻根文学”,一个青年批评家群体冒出来,文学批评回归“五四”价值——既忧国忧民,又坚持文学独立性。

钱理群、赵园、吴福辉等北大文艺理论家,许子东最初都是通过阅读文章而引为知己。赵园有次带着大伙绕未名湖一圈,在一个亭子里对黄子平、王晓明、陈平原、汪晖等说,你们之中,将来汪晖最有出息……三十年了,赵园的大姐口气还令许子东记忆深刻。

许子东一度住南京西路,三天两头往附近上海作协后楼的一个小屋跑,“业余评论家”吴亮和程德培当时在那个烟雾缭绕的创作研究室坐班,马原、王安忆等人的手稿都在那里得到最早的读者和批评。

吴亮等人的文风改变了《上海文学》理论版,这个版是80年代文坛风云的重要“推手”,其主事李子云生活在上海却一口京腔,讲究生活和文学细节。有一次他们谈到史铁生写电视剧,李子云叹息说什么人都可以迎合商业文化,唯史铁生不行,“这可是写《我与地坛》的史铁生啊!”

李子云做过夏衍秘书,和巴金、张光年、王蒙等人关系良好。“今天看来,李子云对史铁生的批评,是她心目中最高的赞扬!”许子东说。

“杭州会议”:文学与批评碰撞的样本

1984年底,《上海文学》杂志和浙江文艺出版社在西湖边组织了一个会议,邀请作家陈建功、郑万隆、阿城、陈村、曹冠龙、韩少功、李杭育,评论家李陀、鲁枢元、黄子平、季红真、周介人、陈思和、吴亮、蔡翔、程德培、许子东、南帆等参加。不少参加者多年后说,那是他们开过的最有意思的会。

许子东记得蔡翔有文章回忆,当时大家去报到,疗养院里三人间、两人间、单间都有,组织者没有事先计划好谁住哪间,但大伙都先抢三人间,再两人间,最后是单间,目的是人多好聊天。“现在开会,三六九等都事先派好了,如果招待得不好,人就会计较。”

“杭州会议”是评论家与他们的研究对象的集体对谈,没有主题报告和宣读论文环节,每人发言或长或短,交叉讨论,连续开了三四天意犹未尽,基本没空游西湖。

一次晚饭后在西湖边,韩少功对许子东闷闷地说:“回去我要弄点东西。”——第二年,他就发表了著名的文章《文学的“根”》,“寻根文学”于是被命名。20世纪中国文学迎来第二个高峰,贾平凹、王安忆、莫言、韩少功、阿城、张承志、张炜等引领潮流迄今。

“杭州会议其实很简单,找了一批年轻的作家和一批新锐的评论家,让他们坐一起随便聊。这是好的文学生态的样本。”

会聊天的人

许子东在《锵锵三人行》里聊了十多年的天,只要他往镜头前一坐,我就感觉话题质量有了保障,更愿意在半夜睡前再清醒一会,听一听他对一个事怎么看、怎么说。记得有一期他们聊到顾城,窦文涛说顾城其实很自闭,不喜欢群众,不喜欢外面的世界,喜欢戴帽子,帽子可以提供某种保护,让他躲在一个东西后面,增加安全感;许子东立马想到了另一个人,插话说:王家卫老戴着个墨镜,大概是不是同样的心态?

用孟非阅人的标准看,许子东是那种典型的“会聊天的人”。他的籍贯是浙江天台,出生在上海,外形儒雅,谈锋犀利深刻而又不失宽容,幽默有趣。

这次采访,他时有妙语蹦出。刚联系上的那个白天,电话里传来他感冒引发的抽鼻子的声响,“我明天去医院”,他说。我们按约定的时间正式谈完,是夜里将近11时。数天后的周末,也就是三天前,担心录音整理的口语表达不够准确,也没问他感冒是否痊愈,我把采访初稿发给他,希望他拨冗改改。很快他就仔细看了一遍,将添减的文字用红色标了,传回给我,附上照片。随后一个下午,他又多次写信过来,告诉我哪些地方该再改改。他的言谈举止始终体现出一个严谨、守信的学者风范。

【访谈】

劣币驱逐良币

读+:你觉得目下“批评缺席”,可在某些人看来批评声很多,甚至可以说很泛滥。怎么看待这种观感的不同?

许子东:网上当然有很多批评的声音,很多是直接开骂。那也是一种批评形式。但是还要有有水平的东西。都那样在网上语言暴力或媚俗,李泽厚可能就不做声了,严肃的名家纷纷缺席。

我也不是说现在完全没有文学评论了,实际上,我们每天在出产大量文学评论,最多的一种就是拿钱说好话,某些批评家从不批评,到处露脸、说好话,很吃香,所谓“好话说尽、红包拿足”。这是败坏文学评论。很多人出了书,首先是花钱,或者出版社花钱找一批人来写赞词。

读+:好的评论缺席,会给社会带来什么影响?

许子东:会导致人们没有价值判断,“毁三观”,就没有好坏了,没有艺术高下,没有道德上的标准,没有专业技巧形式上的判断。一切只看票房、销量、点击率、富豪榜,即成为所谓市场的奴隶。所以你就会看到劣币驱逐良币,很有价值的东西完全没人看。而一些东西很差也可以泛滥,他可以通过各种炒作取得成功。年轻人便得出一个看法:世界本无好与坏,什么东西都是炒出来的。这种相对主义的犬儒心理是跟文艺批评的缺乏有关的。

读+:现在国外的文艺批评是什么状况?

许子东:我所了解的是他们的书榜做得很好,很有号召力。美国不少排行榜做得很有权威性,他说好的,你看了会觉得好。他说不好的,你看了基本上也会觉得不好。权威了大家就会盯住看,老百姓会追,出版社也会追。书做砸做好大家心知肚明。好的还会得奖,名跟利结合得很好。一篇优质评论文章能决定一部作品的生死。香港跟大陆有差不多的地方,也有不同,人少圈子多,互相一骂就结仇,但影评有讲真话的。他们会有一种策略上的处理:要说一个电影好,刚上映就可以说;要批评,那就等几天再说,这样票房惨淡不能怪他。大家都遵守这个游戏规则。

文艺批评为何“寂寞”

读+:依你看,现今文坛“寂寞”的原因何在?

许子东:原因很复杂。以前的作家、评论家社会地位很高,大家关注,199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改变。《文艺报》没人看,《上海文学》的理论版、《读书》,都很少有人看了。是不是理论文章写得少了呢?也不是,转到学院去了。同样写篇文章,报上批评莫言、余华没人看,就那点稿费;换一格式发到学报上,可以评教授,分房子,带研究生,还可以申请研究项目。学院是个吸水的海绵,把文艺批评、文化批评都吸走了。

接下来,学院里的人又看不起当代文学,最不注重现场批评,你研究《红楼梦》?很好;你研究阿来?这新人新作不好说吧?学院里有一种重古代轻当代的普遍风气,这样搞当代文学批评的人当然越来越少了。

弄文学和文学批评,没人看,赚不到钱。我的作家朋友里,就严歌苓是个奇迹,她的作品被张艺谋、陈凯歌等导演关注,回报不错。王安忆名声那么响,除了一部《长恨歌》,其他都赔钱。除了低回报,还高风险,弄不好会惹各种麻烦。因此我的总体感受是:专业批评走向学院,社会批评高风险低回报。

读+:对文艺领域的政治批评你怎么看?

许子东:政治批评也有好的一面,也可以由有水平的人来做。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关于现代派的争论,关于人道主义和人性,胡乔木、周扬、巴金、夏衍、王蒙纷纷写文章。这些既是很严肃的政治话题,也攸关每个人的自由幸福,谈起来对每个人都很有启发性,很多争论都涉及了重大事情,争论明白是有好处的。

你如果否定了所有严肃的、政治的、权威的争论,社会就会形成某种后果,甚至恶果。一概否定肯定是不对的。我老说,就算是《小时代》这样的作品,也有很多有意思的话题可以讨论,比如青少年信仰问题,市场与文艺的关系问题。

好的批评其实是不伤人的

读+:要让大家活跃起来,批评起来,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许子东:传媒大有可为,可以尽力经营、培育权威的书榜。要舍得花钱找人看书,分派任务盯住期刊杂志,但不要当出版社的枪手。

评论家要有独立人格,独立人格怎么来?我有自己的职业,不靠评论吃饭,写东西是为了求名,求名就要爱名,写得没水平就会砸招牌,没人再发表你的东西。你说贾平凹退步了?大家就抢着去看看,对贾平凹也没什么损害。有批评就有争议,读者就感兴趣了。

文学要通过影视扩大影响。如今小说写出来很难拍成电影电视,不拍大众就不知道。《北平无战事》这种精品太少。影视没有文学就没有魂,《霸王别姬》、《阳光灿烂的日子》都是小说改编的嘛。没了文学打底,拍出来的就是《英雄》、《三枪》,导演还是那导演,看看都到了什么地步?

读+:作家评作家,他们会愿意吗?

许子东:作家本来对社会就有批判精神,作家要面对现实,评论家或者说是作家写评论,也要敢于批评。我跟作家私下聊天,他们讲到别人的作品,都有一大堆批评意见,可就是不写文章。

说出来其实是不伤人的。我随便举个例子,王安忆讲《第七天》、《繁花》怎样怎样,很有道理,要是讲给余华、金宇澄听,他们未必生气。当年鲁迅跟胡适、徐志摩吵,就那么几十、百把个人在吵,这么少数人,却走出了中国新文学的方向。

当然,批评不能单方面的,被批评的要能够争辩,你批评我,我批评你,不同意你的批评。千万不要走向单一的权威,一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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